中国人驯化的大豆如何在全球“逆袭”又为何让中国陷入困境？

　　说起粮食，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稻麦、玉米之类，不过我想先聊聊另一种粮食作物——大豆。

　　在中国，大豆堪称万能。豆子、豆芽、豆苗、豆饭、豆浆、豆腐、豆皮、豆豉，这些都是常见的食物形态。此外，它还能产出豆油、豆粕等工业品，甚至还能在曹植兄弟“煮豆燃萁”的故事里充当“主角”，成为兄弟互动的特殊“道具”。别的农产品可很难有这样的“本事”。

　　我们之所以能把大豆的“用途开发树”做得如此全面，原因很简单：大豆是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驯化的。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，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8000年前的野生大豆遗存。而距今4000年前，中国的栽培大豆在形态上就和现代大豆非常接近了。

　　在古代，大豆被称为“菽”，《诗经》中就有“中原有菽，庶民采之”的记载。先秦时期，大豆的亩产比当时北方盛行的主粮小米等高出好几倍，灾年产量也稳定，还能提供比肉类廉价得多的蛋白质，深受热衷于扩充兵力的诸侯国君们喜爱。

　　不过，肠道细菌分解大豆低聚糖时会产生各种气体，再加上大豆中脂肪氧化产生的气体分子，人要是豆饭、豆粥吃多了，就容易像鼬科动物一样“排气”，让空气中充满特殊气味。所以到了汉代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，大豆在农作物中的种植比例也从战国时期的25%降到了汉武帝时期的8%左右。

　　但也正是在汉朝，一项改变大豆命运的工具诞生了——石磨。不知道是哪位天才最先发现，把泡发的大豆加水研磨，再过滤、煮沸，就能得到营养丰富、味道可口、喝了不胀气且没什么豆腥味的豆浆。还有更厉害的天才发现，在豆浆中加入石膏、盐卤等物质，豆浆会凝固成松软的豆腐，由此引发了豆腐脑咸甜口味之争的“千年大战”。

　　据说这个天才就是汉武帝的堂叔淮南王刘安，他在研究道家长生不老之术时偶然发明了豆腐。必须得说，中国古代炼丹家还真是除了仙丹，什么都能炼出来。不过，豆腐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，至少也是东汉晚期的事了。在豆浆、豆腐的基础上，劳动人民又融合了熬煮、晾晒、发酵等工艺，做出了豆皮、豆干、腐竹、腐乳等美食。要说大豆发酵最重要的产物，还得往前追溯到西汉时期。

　　那时人们就发现，把大豆煮熟捣烂，加水加盐发酵，能得到闻着臭、吃着鲜的大酱。讲究的人把大酱的液体部分过滤出来，最初叫豆豉，到南宋时期，它有了新名字——酱油。就这样，大豆为中餐提供了重要的食材和调味品，我蘸着酱油吃豆腐，也算是一种“原汤化原食”了。

　　随着中国农业社会的发展，大豆种植迎来新机遇。但国内可耕种土地基本开发完后，问题来了：农业本质上会消耗土地肥力，在只有农家肥的时代，土地会越种越贫瘠，最后只能抛荒让其慢慢恢复。

　　而大豆根系皮层能分泌特殊蛋白质，吸引根瘤菌在根系周围大量繁殖，豆科植物还会为根瘤菌提供部分养料和水分，根瘤菌则能将氮气转化为氨盐，给土地补充氮肥。中国古人虽不了解其中的科学原理，但凭经验也知道大豆是能给土地“反哺”的作物。

　　宋元时期，人们种田时就开始有意套种大豆来维持土地肥力。明清时期，大豆又有了新用途——榨油。不过早期人力杵力榨油产量低、杂质多，豆油常被当作灯油，而榨油后的豆饼，既能作养鱼喂鸡的饲料，也能当肥料。康乾时期，江南农业发达，需要从北方漕运豆饼，搭配本地的骨头与草木灰给土地补充氮磷钾。有了豆饼贸易，大豆成了“中华顶流”，红豆、绿豆都得“靠边站”。

　　然而，大豆在国内风光无限，出国却很艰难。除了鉴真东渡时传给了日本人，几千年来外国人对它兴趣不大，我猜可能是他们习惯了乳制品，对豆制品需求不高。这种情况直到战争后才改变。随着印度、日本的茶叶和生丝崛起，以及制茶技术被欧洲人掌握，清政府开始寻找新的出口产品，1863年开放了大豆出口。

　　1873年，大豆在维也纳万国博览会上亮相，引起各国关注，“菽”也被音译成了英语、俄语、法语等。1909年，巴黎西郊出现了一家豆腐公司，占地5亩，有4座厂房，很可能是法国第一家中资企业，老板是后来成为四大元老之一的李石曾。雪白的豆腐和豆浆让巴黎人开了眼界，媒体纷纷报道。

　　公司成立之初，李石曾从河北老家招了近40名华工，因他们大多是文盲，不适应法国生活，李石曾便在公司办了业余学习班，教他们文化知识和工艺技能，没想到这开启了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。1910—1920年间，中国有17批共2000多名青年赴法勤工俭学，这中间还包括周恩来、这些共和国缔造者。一家豆腐公司能对中国历史产生如此深远影响，也算是大豆带来的意外之喜。

　　但1914年一战爆发，欧洲大地满目疮痍，大豆产业也受一定的影响。一方面，战争使油脂需求大增，大豆油迅速占领市场，用来生产肥皂、油毡、油漆、蜡烛和炸药；另一方面，食物短缺，有些国家把豆饼掺进面包，味道比掺木屑树皮好，还能补充蛋白质，以豆油为原料的人造奶油也大量上市，低价取代了黄油，深受欧洲各国欢迎。至此，大豆包揽了粮食、配菜、调料、油料、饲料、肥料原料等多种角色。

　　一战结束后，德国失去海外殖民地，开始大量进口物美价廉的中国大豆。1919年，德国人波曼发明浸出制油工艺，能提取90%的豆油，比传统压榨法提高了五成，中国大豆成为重要的战略物资。1913年，大豆产品仅占中国出口总额的6%，到1931年已达21%，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。20世纪20年代，中国东北土地肥沃、气候适宜，大豆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60%以上，约七成用于出口，带动了东北经济和工业发展，大量关内人前往东北谋生。

　　然而，大豆给中国人带来的美好逐渐出现转折。东北大豆产业滋养了张作霖等军阀，也让日本觊觎不已，成为中日战争的“催化剂”之一。此外，美国也对大豆“情有独钟”。20世纪初，美国就派科学家来东亚学习大豆栽培和加工技术，采集了几千个品种。

　　大萧条时期，大豆让美国被榨干肥力的农田重焕生机，《玛莎斯图尔特生活》杂志称大豆复苏了美国。包括亨利·福特在内的美国商业大佬也看到了大豆的多种用途，研究人员用脱脂豆粉等加工出热塑树脂，但后来发现用石油原料效果更好。

　　不过，这还是让美国大豆养殖面积不断增加，抗战爆发后，美国加大自主种植力度。美国参战后，德国停止向其供应榨油设备，美国趁机自研大豆加工技术，成为拥有最完备、先进大豆产业体系的国家。二战后，世界经济繁荣，肉类消费增加，豆饼、豆粕是优质饲料，美国凭借技术优势，培育优良品种，升级加工设施，建立了大农场机械化与全球贸易相结合的大豆产业。1954年，美国大豆产量超过中国；20世纪60年代，大豆被引进南美，巴西、阿根廷大豆产量分别在1974年和1998年超越中国，中国在国际大豆市场的主导地位逐渐丧失。

　　原本中国对此并不在意，毕竟90年代初还是大豆出口国。但90年代中国经济腾飞，1990—2020年，肉、蛋、奶消费量分别增长3倍、4倍和8倍，而中国本土大豆产量不到2000万吨，不足以满足工业化养殖需求，中国成为大豆进口国，进口量从2000年的1000万吨飙升到2020年的1亿吨，主要进口自美国和南美。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，大豆市场开放，山东、江苏、广东等地新建很多榨油厂。

　　2003年12月，中国商务部组织代表团到芝加哥期货市场团购大豆，因对期货市场了解不足，将采购数量等机密公布，国际投资基金趁机抬高大豆价格，中国企业签下800万吨高价订单，随后美国农业部调高大豆产量预期，国际炒家做空，大豆价格暴跌，中国买家被套牢。2014年国内爆发禽流感，养殖业受挫，饲料需求下降，加上经济过热，银行收紧银根，国内大豆加工业陷入困境，一些民企违约跑路，国际资本趁机低价收购国内企业，完成在中国的战略布局。

　　直到今天，中国大豆采购量占全球贸易的60%，但定价权却不在我们手中，难怪有人说美国卡我们脖子的不止芯片，还有大豆。有人可能会说，我们自己种大豆不就行了？但大豆单产不到主粮谷物的三成，要满足国内需求，至少需9.5亿亩耕地，而我国只有19亿亩耕地，拿出一半耕地种大豆，水稻、小麦、玉米怎么办？

　　权衡之下，还是吃饱饭更重要。另外，还有个尴尬的原因，美洲大豆运到中国，加上25%的运费和关税，到岸价还比国产大豆便宜10%—15%。这一方面是因美洲大规模农场种植成本低，更关键的是，美国、巴西、阿根廷的大豆几乎都是转基因的。

　　转基因技术能让大豆抗除草剂，减少杂草影响，但1996年美国种植转基因作物时，英国爆发疯牛病，随后禽流感、口蹄疫等事件引发欧洲对转基因技术的质疑，这股浪潮波及全球，中国当时对转基因技术了解有限，也持反对态度，政府审批谨慎，只批准了转基因棉花和番木瓜种植。

　　近年来，我国转基因育种研究有积极成果，但一方面“美国利用转基因技术灭绝中国人”的阴谋论盛行，另一方面美国及其“盟友”的转基因大豆垄断中国市场，我国自研的转基因大豆却难以推广，希望这种局面能尽快改变。

　　如今，大豆制品是中国人餐桌上的常客，大豆油是世界重要的食用油，豆饼、豆粕让世界很多人实现了肉蛋奶自由，也是工业生产的重要原料，中国古老的大豆轮作法仍是环保的施肥方式。大豆是中国送给世界的礼物，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辉煌与悲伤。